高全喜

与民族这一配合体比较,举措一种思念理论的民族主义却只要二、三百年的历史。15世纪以降,民族主义大致阅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三种基本的外现样式。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文艺再起以后,特别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西方民族国家变成进程中,所渐渐铸制出来的关于西方各重要民族的政事认同,以及盘绕着这种认同所日渐丰厚的文明样式。这一政事与文明双重促进的民族主义随同和增进着欧美各重要民族国家的修立与开展。

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则是20世纪以后亚非拉各弱小民族解脱政事奴役时,发生出来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文明认赞同识。这暂时代的民族主义是帝–殖民主义的刺激系愧生的,与前一种样式的民族主义有着庞大的区别。它关于民族国家的政事诉乞降各个民族古板文明的认同,呈现出全权主义的强势特征。

民族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20世纪末跟着美苏两大阵营的解体以及当今政事、经济、文明的举世化历程所外现出来的关于各自民族全方位的政事和文明认同,这一阶段目前还方才开端,它的开展趋势以及内在的题目虽尚未明朗,但眉目却已呈现。

虽然保管着如许那样的差别,但总的来看,当代以后的民族国家举措一种以民族为中心凝集力的政事配合体,都具备种族、地区、生齿等民族国家的基本因素,并将合法性修立主权的根底之上。相应地,民族主义也就有了种族、文明、政事等众个层面。笔者认为,中国举措当代国家还没有成熟完备地修立起来,这种状况下,文明认同的急切原理是相对有限的。而政事认同的基点于修立民族国家,特别是修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政事认同是要承当庞大义务的,而且也是急切攸关的。于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题目不是族群认同,也不是文明认同,而是政事认同的题目,这是一种政事层面的民族主义。

担负当代国家合法性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差别于古代那种关于民族的一般认同与忠实,它是一种特定的民族看法,是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于是,从基本上来说,无论是西方的民族主义题目,照旧中国的民族主义题目,无论是第一阶段的,照旧第二、三阶段的民族主义样式,它起首是一种政事学原理上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政事的思念看法样式。对民族配合体的认同和忠实,以致奉献,是民族主义的中心特征。

何谓民族认同?初阶来看,民族认同起首是一种民族心情,这种民族心情源于必定的民族文明。按照对民族的一般定义,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因素是种族、地区、生齿等,于是基于如许一个基本的民族配合体中的心情维系和文明认同,可以说是一般原理上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自各个民族变成之日起就保管着,往往是心思的、心情的、文明的、宗教的、血缘的,等等。不过,从厉厉的原理上来说,这种原理上的民族认同还不是当代性原理上的民族认同。举措与当代民族国家一同发生的民族主义原理上的民族认同,中心原理上是政事性的。虽然政事、法律原理上的民族认同并不排斥文明、心思、宗教、心情等方面的认同和归属,以致还与它们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但举措民族主义样式上的民族认同,起首且重要应具备政事和法律原理,也便是这种认同是修立民族配合体的政事合法性这一基点上的。没有民族国家的修构,民族认同便丢失了根底。

合法性的政事认同表示为明晰的政事诉求,它的目标是修立民族国家或民族自治的政事样式。恰是这种寻求政事配合体的独立主意中,民族举措一种政事身份或法律身份取得了认同,这种认同无疑具有法权上的原理,它的特出标记便是主权。于是,主权是民族认同的基本标识,只要主权的框架之内,所谓民族才取得了保管的依据。此之下,民族认同还意味着关于民族文明和民族古板的代价认同。也便是说,除了种族、地区、生齿等基本因素除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兹釉己奇特的文明和古板。这种文明也许源于差别的宗教,也许源于差别的习俗,但颠末长时间的演变和凝集,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之以是具有本人奇特的身份并取得其他民族的广泛认同的正当性依据。

民族认同当代性民族国家这一框架之内,具有主权与文明双重的原理。举措一种当代性的看法样式,民族主义所诉求的正当性起首是它的合法性,其次才是它的文明性。不过,参观当代社会的天下历史历程,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的主权看法和文明看法并不是自然调和的,从某种原理上来说,它们之间也会发生必定的冲突和冲突,以致这种冲突和冲突有可以导致民族主义政办理论的内在危急。

文明举措一种颠末长时间的历史积聚的结果,早民族国家发生之前就曾经塑制出来,而它的标记未必就必定与其国家主权雷同等,以致某个时代的国家主权,未必便是其民族文明的正当性代外。主权诉求的是一种政事和法律的权益主意,与文明并不必定合拍,以致有些时分,必定的民族文明未必需求通过主权来外达,并不是任何一种民族的文明都非要与主权联合一同。

从某种原理上来说,当代民族国家是一种卡西尔原理上的“国家神话”。当代民族国家举措当代性的政事文明样式,从一开端就具有一种虚拟化的政事主意,仿佛自然地把民族与国家联系一同。按照这种理论,返鲤一个民族就必定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关于成为国家的政事诉求具有自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然而,这种政事逻辑,实只是西方历史从中世纪转向当代历程这暂时代的特定样式,“民族”与“国家『镶两个维度的联合只是19世纪的一个巧合。虽然它具有必定的合理性与必定性,可是否具有普世的原理,至今仍然照旧一个题目。

民族的照旧普世的?

就西方政办理论来说,伴跟着民族国家而发生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普世性的政办理论。关于这种民族国家的政事与法律原理上的剖析,也远不是民族主义所能完毕的。可以说,与这种民族国家相关联的具有普世性的政办理论,并不是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而是贯穿于民族国家修构之中的自助义,甚或共产主义的政办理论。而就民族主义的实质性来说,它只可是自助义的,即只要自助义的政办理论才干为民族认同供应理论基石。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只是一种中心性的理论话语,它所依据的只是一种以民族配合体为本位的政事框架,这种框架之内,其民族认同就表里两个方面来说都具有相当大的范围性,从中不行够引申呈当代性的法治社会、民主国家和立宪体例。

从对外层面上来看,民族主义所诉求的民族认同往往是一种以民族配合体的国家主权为轴心的外部干系。它所寻求的认同,是其他民族或国家关于某个民族举措一种独立的政事单位的认同。这种民族认同当代性原理上往往诉诸于国际法的政事法律框架,它夸张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益主体。主权是民族认同的中心标记,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根底。关于民族主义来说,一个没有主权的民族,分明还不行说是一个真正途理上的政事民族,只要具有了主权位置并取得其他同样具有主权位置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民族认同才干取得证成。如许一来,民族认同实行上便是一种国际法原理上的政事供认,至于这种主权的真正合法性与正当性,实民族主义的认同理论中并不具有中心性的原理。也便是说,终究由谁来代外这个民族的主权,这个代外者有什么资历来成为代外,民族主义的认同理论并不追究,它诉求的只是外部干系的供认,即请求外部社会或国际社会关于民族主权以及这种主权下所包罗的民族长处的供认。

分明,国际社会中,假如每一个民族都基于民族主义、以本人的至上性举措权益诉求的依据,就很难告竣合理的政事供认,往往会呈现国际法中的“强权即公理”的非公理场面。对此,民族主义是无法给予最终解答的,它分明只可以更高的具有普世性的国际公理为基石。这种国际法中的政事公理准绳,自助义的政办理论中可以取得妥当的应对,罗尔斯《万民法》一文中曾对此给予阐释。

就国内政事来说,民族主义尊奉民族至上,举措个体的民族成员并不具有中心性的原理。民族举措一个政事单位,它所诉求的是一种国家或准国家的主权独立或区域自治,为了抵达这个最高目标,个体成员无论怎样应当附属于这一总体目标。于是,民族主义就其内在逻辑来说,是一种强势的政事逻辑,关于私人,它更重要的是夸张个体关于民族或国家的忠实与奉献。这种以大都的私人工手腕的总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政事主意中具有自然合法性。上述民族主义的政事逻辑20世纪以后的落伍国家中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逻辑进道,关于这些国家,寻求国家独立、完成民族开展、解脱殖民统治成为压服一切的首要政事义务,“民族解放”厉密压服了“私人自”。这种状况当今天下的落伍国家中也广泛保管,主权曾经成为虚拟的独裁符号,国家的一切权益都可以主权的名目下肆无忌惮。

应当指出,这种民族至上的政事神话西方当代国家的变成中虽然也曾或众或少地呈现过,以致法德俄的国家历程中一经饰演着十分重要的脚色,但总的来看,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其国家化的历程中完成了一种主动性的政事转换。这种转换的根底于,自助义通过一种新型的政事架构有用地将民族主义所内含的强势政事逻辑,改变成一种哈耶克原理上的、否认性的法律代价和自生自发的宪政次序,从而使得民族主义西方当代社会成为民主政事的一种副产品和增补。

假如排斥自助义的政办理念,民族主义就有可以变成一种未经驯化的全权性力气,这种力气人类历史中,其发生虽然具有必定的合理性,其政事诉乞降心情认同虽然具有必定的正当性,但所内在的狠毒因素、无秩的蛮力和悔恨的毒素却是相当可骇的,以致具有制制地区冲突、国家破裂,以致解体人类文雅的可骇后果。于是,给予民族主义一种修立自助义政办理念中的驯化和改制是极为须要和急切的。如许,我们目下就提出了一个自助义的民族主义是否可以的题目,或者说以怎样修立以自助义为政办理论根底的民族认同题目。

以自助义规训民族主义

从广泛的层面来看,“自助义的民族主义”,已是当今国际政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题目。而关于当今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个题目则是一个更为内在和急切的题目,看法样式的高压趋于松动之后,这个题目会更加特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题目便是一个例证。

假如仍然延续过去那种话语编制,纯粹从计谋上寻求办理分明是无效的。我们认为,应当主动地寻求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政办理论,并由此修立起一套有用的轨制框架加以办理。自助义的政办理论以其宪政主义、法治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论情势,为办理民族主义题目供应了有用的途径。因为自助义的政事办理,不是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强权政事,也不以看法样式的共鸣为条件,它所供应的乃是一种以私人的自权益与快乐为中心的政事框架,并试图通过民主与法治的途径,以众元的自治为轨制样式,共和主义的谐和中,来办理民族主义所提出的题目,如许实也便是提出了一个自助义的民族主义理论。

实民族主义无论是从广义上照旧从狭义上,它所面临的中心题目,便是怎样完成阿克顿原理上的那种将国家视为众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体成员昌盛开展的大熔炉的题目。此,我们并不决心要证成一种自助义的民族主义,我们所夸张的要害是怎样通过自助义来驯化民族主义,特别是驯化民族主义内含的毒素,并通过宪政主义的方式来整合民族主义,使民族认同的表里两个方面可以抵达有用的谐和。

宪政主义接纳了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合理因素,并变成了一种成熟的轨制情势和自助义的代价指向,具有广泛的原理,而且也是近当代的西方政办理论中取得了有用实行。可以说,一种宪政主义的民族主义,为办理民族主义的理论题目供应了一个不光代价层面而且轨制层面上的可行方案。宪政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解毒和重构重要表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宪主义的国家,是一个阿克顿原理上的众个民族共和一体的以自为代价中心的大熔炉式的国家。立宪主义的国家不是“国家神话”,而是一个宪法原理上的国家熔炉,它的主权是虚拟的,其资历享有者可以是这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到场者,即所谓的大众主权或众元民族的主权,此时的主权为大众所共有或众个民族所共有。这个被大众享有的主权只可是虚拟的主权,正像英国的虚位君主相同,它不具有实体性的绝对位置,而只具有虚拟化的标记原理。主权是一种虚拟化的法律符号,它举措一种东西和手腕,目标是为了增进它所包罗的各个民族、以致各个私人的自、快乐和昌盛。它是为了一个配合体的众样目标而设定出来的,它的权益资历是被授予的。

第二,因为撤消了国家主权的实体性位置,立宪主义的政事轨制所盘绕的中心便是众样性的自治准绳。立宪主义的自治并不是非常民族主义的那种纯粹寻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事独立诉求,而是一种联邦体例下民族自治,即每个民族都享有政事配合体的自治权益,都可以保持本身的民族文明和民族身份的条件下取得联邦政事的宪法性认同,至于自治的精细实质、运作情势、轨制架构、权益划分等,则可以因时间和地区的不怜惜况而有所差别。

第三,宪政主义的中心正像前面所说的是通过一套法律轨制来保证私人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于是这里涉及的一个中心准绳便是私人自治准绳。从私人自治准绳来看,宪政主义之以是高于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并可以有用地整合民族主义之类的题目,要害也正于它通过接纳自助义的代价立场而确立了私人自治的法治准绳。从宪政主义的角度来看,民族自治虽然表示了民族主义题目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其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却是民族主义中的私人自治与民族配合体的干系题目,这个题目无疑应当纳入法治主义的轨道,并取得宪政层面上的办理。这种干系中,个体的代价应当法律上予以明晰确实认,而民族主义那种将民族至上视为最终目标的总体主义轨制指向,分明是有悖于宪政主义的民族理论的,也不是真处死治主义原理上的民族认同。

宪政主义的民族架构是众元的、自治的,构造样式上是民主的和共和的,目标上可以有用地完成对国家权益的限制和对私人权益的保证。而狭隘民族主义因为范围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事诉求,于是是与宪政主义的众元共识相冲突的,假如过错民族主义加以宪政主义的束缚,其后果很可以是血腥的。

宪政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原理

一个无法回避的终究是,中国民族国家的修构是西洋各国的炮舰刺激下睁开的,上述自助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和冲突题目近当代的中国历史上外现得尤为激烈和丰饶戏剧性。回望百年中国历史,备受列强欺侮的辱没之下,中国的状况仿佛伯林所谓的“压弯的树枝”,民族主义以激进主义的外现样式一道畅行。晚近30年,跟着变革绽放的演进,革命党的颜色日趋淡化,民族国家的构制看法日益凸显,但与之相关的政事合法性题目并没有取得同步办理。

起首从内部方面来看,当今面临的日益残酷的港台以及新疆、西藏题目,很洪流平上都是因为我们未能及时修构一个具有政事原理上的“民族认同”的当代民族国家。对外层面上,窘境也同样是残酷而分明的。本年8、9月间由垂纶岛争端所激起的大范围抗议运动,其民族主义的狂热,是耶非耶,值得深思。 “和平兴起”的进程中,处理相似垂纶岛或南海题目时,什么是我们的久远和基本长处,这需求谨慎的思索和权衡。

民族主义另有一个题目,那便是它与民粹主义的勾连。自近代以后,颠末不时的政事发动,“大众”走上了神坛,变成了图腾,并最终演化为“文革”的癫狂。时至今日,“大众”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对“大众”的“质疑”本身都是可疑的。此次“反日”游行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民粹主义的幽魂仍然胶葛着当代中国,其背后,实躲藏的是告急的贫富剖析、社会不公。种种仇视心情和仇视心态,令人惊心动魄。“中华民族”尚未成型,而“大众”却已真传神切地破裂了。只要完毕了政事合法性的轨制构修之后,基于一品种似于“宪法爱国主义”的政事认同,“我们大众”才干勾结一个同一的众民族的大熔炉之中,铸制出“中华民族”来;只要借帮于宪政主义和法治主义,政事题目、社会题目才干通过法律途径得以办理;此时亟须为狂热、非常的民族主义解毒,免得重蹈德日俄早期当代国家的覆辙。

(作家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